麦肯锡–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对策【宏观研究】

【研究报告内容摘要】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生活。值此艰难时刻,我们更应谨记疫情带来的更宏大的启示——在袭击人类的新冠病毒背后,潜伏着一个更大的威胁:气候变化。疫情来势汹汹,却是不可持续的;气候变化的风险却是长期的、累积的。这意味着全球气候危机的持续时间与破坏力可能将远远超过此次疫情。 与此同时,我们对疫情的应对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可持续发展能否实现,以及如何实现。在全球市场遭受供需双重冲击的特殊时期,着眼于可持续发展,增强韧性,应当成为,且必须成为提振经济、保障民生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万年以来,地球的气候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但近几个世纪却发生了显著变化。19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平均气温已上升约1.1摄氏度。气候科学家发现,全球所有国家的年均气温在此期间几乎均有升高。 受此影响,中国将变得更加炎热和潮湿。如果排放量保持目前的增速,未来可能会有1,000万~4,500万人遭受极端炎热和致命热浪的侵袭,尤其在华东地区。每年因极端高温和潮湿而损失的户外工作时长平均占比将从目前的4%增至2030年的6.5%与2050年的9%,相当于到2050年,年均GDP损失1万亿~1.5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万亿~10.6万亿元)。类似于1980年“五十年一遇”的强降水概率也会迅速上升,到2030年将增长2~3倍,到2050年将增长3~6倍。 为了稳定气候、防止自然灾害风险的扩大,国际社会需要迅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最终实现“净零排放”。中国正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探寻气候变化带来的机遇,并采取了令世界瞩目的应对措施。尽管如此,中国的排放量仍约占全球总量的20%,净排放量达16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长期来看,快速且有序地推进减排,可有效控制气候变化带来的自然灾害与转型风险,并且培育和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中国也有望为全球减排做出独特的贡献。 中国可以考虑实施侧重于减缓措施的“4+3+3”气候应对方案,在提升自身适应能力的同时,促进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该方案首先包括4类减缓措施,旨在实现全球经济脱碳,进而迈向《巴黎协定》所提出的低碳路径。第一,通过增效、优化和循环来减少能源需求,具体措施包括提高能效、优化工艺、循环经济和转变消费模式。第二,改变发电和燃料结构。 发电和交通运输约占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1/3。具体措施包括增加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逐步淘汰燃煤发电,推动交通运输电气化,增加生物质能、生物燃料和生物能源的利用,以及发展氢能市场。第三,加强碳排放管理行业。中国可推广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停止毁林,并且输出沙漠绿化技术。第四,减少甲烷和一氧化二氮排放量。中国可改革农业和粮食系统(例如改善水稻种植的施肥方法),消除甲烷的逃逸性排放。 鉴于未来气候变化危害的频率和强度可能增加,气候适应措施就显得尤其重要。对此,我们提出了以环境韧性为核心展开基建和规划的3种方法。首先,增养韧性规划专业能力,将自然灾害风险意识纳入各个领域的政策、战略和运营中。其次,将韧性融入升级规划和风险评估模型之中,也即评估洪水等急性灾害对基础设施资产的潜在影响。最后,促进金融创新,增强风险管理能力。通过提高保险覆盖率来降低对政府灾后救济的依赖,转移部分风险敞口。最后,除了在国内实现脱碳和气候适应的目标之外,中国也有能力为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我们认为有3个路径可以支持全球可持续经济发展。第一,开发、普及、输出低排放解决方案。随着世界转向低碳经济,相关出口和技术需求可能会急剧增加,包括电解器、可持续航空燃料、替代蛋白质、碳捕获、利用与封存技术等。此外中国也可向海外提供金融和技术支持。第二,为绿色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中国已跻身世界有影响力的大国之列,有条件重点发展跨境绿色项目,投资绿色金融,并鼓励其他国家思考自身基础设施对气候的影响。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支持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在全球政治领导格局不断变迁之际,世界各国都需要迅速推进产业升级转型。对中国而言,这正是承担新使命、开创新局面的良好机遇。 后疫情时代,各国都将经历衰退之后的艰难复苏。即将到来的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可能会成为“下一个新常态”,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气候风险议程。气候变化以及由其引发的自然灾害切实存在,未来十年将是各国信守应对全球气候承诺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果断采取行动。拖延越久,积累的自然风险就越高,未来的脱碳路径也就越崎岖。 应对气候变化将继续作为全球首要议题,倒逼各行各业升级转型。尽管转型不易,但中国可以借此契机,树立低碳经济新时代的领导地位,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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